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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7日披露的公告显示，已退市近一年的越博动力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证监会下发的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其财务造假细节被公之于众。经证监会调查，2018~2022年，越博动力涉嫌累计虚增收入约9.46亿元，涉嫌累计虚增利润总额约2.43亿元。证监会拟对越博动力及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，处以合计3080万元罚款，并对其中两名主体采取8至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。
在此次财务造假事件中，李占江作为“首恶”，于2015年至2022年12月担任越博动力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并在2022年6月至12月代行董秘职责。他决策并组织实施虚构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销售、视觉识别板卡代加工等业务，以及虚假转让河南畅行等事项，还将越博动力借款用于偿还其个人股份质押款，且对上市公司隐瞒该信息。最终，证监会对李占江给予警告，处以1350万元罚款，并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。
然而，上市公司及李占江等责任主体被证监会行政处罚，仅仅是追责的开端。后续，他们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。在民事责任方面，依据证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等规则，在2018年年报业绩预告至2023年4月更正财务数据期间，买入越博动力股票并产生损失的投资者均可索赔，且索赔金额通常远高于行政处罚金额。
以獐子岛财务造假案为例，上市公司仅被罚款60万元，时任董事长吴厚刚被罚款30万元，但投资者索赔金额一度超过1亿元，获赔金额在千万元级别。康尼机电因并购交易存在虚假陈述，被证监会罚款30万元，为应对投资者诉讼，公司计提了高达1.44亿元的预计负债，起诉的投资者中不乏诺德基金这样的机构。康得新案更是典型，公司及实控人钟玉分别被证监会罚款60万元和90万元，而投资者索赔金额却超过50亿元。
刑事责任方面，证监会明确表示，若越博动力财务造假案存在涉嫌犯罪情形，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此前，金亚科技、康得新等案的实控人均已获刑。今年3月，公安部公布的5起上市公司犯罪典型案例中，有4起涉及财务造假，且涉案关键人员均被作出有罪判决。在“行刑衔接”的严监管环境下，若越博动力相关人员触犯刑法，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越博动力造假案的处罚还具有一项标志性意义——首次对配合造假方同步追责。在越博动力财务造假期间，贺靖、于懿二人知晓越博动力有“冲业绩”“做大业务”的意图，按照李占江的请求和安排配合造假，分别“贡献”9106.13万元和2.7亿元的收入。最终，贺靖、于懿分别拟被罚款30万元和200万元。
财务造假之所以屡禁不止，“帮凶”的配合是重要原因。这些看似会计凭证齐全、无关联方的交易，使造假行为更具系统性和隐蔽性，积累的问题也更为严重。财务造假的“首恶”多为上市公司实控人、董事长等“内部人”，他们因巨大的非法利益甘愿冒险。但对于“帮凶”而言，配合造假所得利益远低于“首恶”，只要提高违法成本、严格执法，有限的收益将对应巨大的风险，配合造假便失去意义。一旦缺少“帮凶”的配合，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难度将大幅增加，这为破除财务造假“生态圈”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突破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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